信息尋租——未來可能的高級腐敗形式

公共關系辦公室   2019年8月16日


《信息分析的核心》 陳功著


今天互聯網的普及培育了不少網紅專家,賣課成了個時髦的事情,然而這些聲稱自己擁有獨家信息的權威專家是真的有內容么?還是只是倚靠信息尋租謀利的領域愛好者?



2008年,摩根大通中國研究部主管兼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--龔方雄在西方投資銀行的分析師中“大大的火了一把”,名聲大噪。究其根本,在于他針對中國經濟政策屢次做出了超級“精準”的預測。比如2008年8月,龔方雄在一份給客戶的報告中明確指出,中國政府領導層正在認真考慮一項總金額至少2000億至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,包括減稅、“穩定國內資本市場”以及“支持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”的多項措施。此報告立刻引起了極大的市場震蕩。當時,摩根大通亞太區新聞發言人表示,“這一報告內容是龔博士根據自己針對宏觀經濟的研究而作出的判斷,但具體依據不便透露。”這樣的解釋當然是在避重就輕,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。安邦智庫研究總部的信息分析家當時就曾指出過,從信息分析的專業角度來看,“如此具體而明確的政策方案”完全不可能是基于宏觀分析所能得出的,而且這些職業分析家直截了當地指出,這份報告的部分內容之具體,似乎也完全用不著再做什么分析了。毋庸置疑的是,摩根大通作為西方主要的投資銀行在中國市場有著巨大的利益;而龔方雄先生作為學者,其知名度和影響力也具有明顯的商業價值。摩根大通和龔方雄出于各自利益的動因,都有可能利用其市場優勢地位,來獲取某些外界無法得到的信息并加以炫耀。也就是說,存在著信息尋租的空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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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信息實力做研究的信息尋租


什么是信息尋租?早在十幾年前,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就在《信息分析的核心》一書中指出,信息尋租是一種現象,有的人掌握了一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信息,然后加以炫耀或是謀取利益,這就是信息尋租。在中國的學界,利用獨家以及不可證明的信息進行炫耀,是一種常見的現象。在官方或是金融界,利用獨家以及不可證明的信息尋租,在證券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更為常見,并且均以直接謀取金錢利益的居多。信息尋租的方式和目的有很多,因為研究和討論的需要,在這里我們重點僅涉及學術領域的信息尋租問題。當然,在中國學界而言,這種利用獨享信息當成研究成果的事情,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曾開玩笑說:“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,大多數研究人員,都是憑研究實力做信息,而龔先生似乎是個例外,他基本上是憑信息實力來搞研究。”有意思的是,很多人總是忽略這樣的一個事實。中國學界在的確是被分成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兩大部分,體制外的學者無緣于很多的政府報告和政府統計數據,而體制內的學者不但能夠看到這些報告和數據,而且還可以動用政府資源,在政府的行政體制里面,去搞獨家的調研。

《信息分析的核心》 陳功著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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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制內學術的“不確定的麻煩”


誠如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所言,體制內的這批學者雖然占有了大量的資料,但他們自身卻因為內部職級、個人利益以及顯然的種種制度性壓力,都面臨著一個必須選擇性地使用研究資料的問題,這就導致一系列“不確定的麻煩”產生。首先,學者本人的學術定位有了很大的疑問。在某種程度上,學者的所謂研究因為選擇性使用資料的原因,喪失了中立而客觀的地位。在中國,制度的力量異常強大,幾乎無處不在,無往不勝,因此即使是科學的成果,一旦置于制度渠道,最后的成果也會具有某些宣傳特征,學者本身也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,就會成為一種宣傳工具。以這種條件而言,其實根本無法評價體制內學者的研究成果。其次,學者的真實研究水平難以評價。一般而言,學者的研究水平總會體現在資料和成果兩個方面,但在體制內,資料的水準由于制度原因而獨家掌握,外部無從置喙,因而也根本無法判定其水準,這就導致最后成果的水準實際上也是無法確定的。所以,對于體制內的學者和他們的研究,評價其研究水準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,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研究,大多數時候只能當做某種“小道消息”來聽聽。第三,學霸的產生。坦白的說,體制內的學者終究是無法擺脫利益糾葛的,在這個選擇多樣的世界里面,沒有利益的驅動,誰會愿意呆在體制內?關鍵的問題是,如何在無法證明研究水準的條件下,證明自己的學術實力?答案其實很簡單,同樣依靠制度的力量,讓別人閉嘴。學術地位的取得,同樣也是如此。信息尋租,始終是圍繞利益展開的。學者的學術地位,官員的權力,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基于信息的權力,需要用信息來操控,所以都與信息有關。如果學者和官員運用和操控信息,服務于自身的利益,并且扭曲客觀事實,這就是信息尋租。在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看來,未來社會中,在信息社會里面,這必將發展成為一種高級腐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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